文化之痛--余秋雨

远山

一

在文革灾难中，全中国冤屈致死的人难以计算。其中最为显赫的，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。

刘少奇平反后，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家属的血泪控诉。但是，居然没有等到。他的夫人王光美女士本人也受尽迫害，这时反倒以平静的口气说了一句“那些事情，体现了一种文化。”

我在电视里听到她的这个表述，立即陷入深思。文化？难道是文化？初一听似乎讲淡了；细一想，其实是讲透了。

当时，几乎全社会都在作政治控诉。然而，这位最有资格运用政治话语的女性，却把话题引向了文化。

这种逆反，让人吃惊，却展现了文化真正的本质。人们中就会发现，把政治引向文化，不是降低了，而是升高了。

二

海内外似乎有一个共识，认为“文革”断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其实这种说法只有部分道理。在另一个视角上，这场灾难倒是传统文化隐秘层次的大汇聚、大爆发。

记得“文革”开场的第一个特征，是全民突然天天要站起来，敬祝领袖“万寿无疆”。敬祝的仪式、动作、程序、声调、节奏，不仅全国基本一致，而且与几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。与敬祝仪式同时产生的，是“批斗”仪式。无论是游街示众、挂牌下跪，还是戴高帽子、满门抄斩，也都与几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。

这就奇怪了。而且，奇怪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因为当时操纵敬祝仪式和批斗仪式的，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。他们从哪里学来了这套仪式？

按照年代，连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都不可能见到这些朝廷里的仪式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对这些仪式的知晓，不可能来自于家庭长辈。

那么，是不是当时有文件，逐级布置了这种仪式？不是。查过“文革”初期的各种文件，没有找到与这种仪式有关的片言只语。

是不是从传媒上学得的？也不是。当时没有电视，没有网络，而在偶尔观看的纪影片中，也没有这些东西。

但是，恰恰是这种没有来路的仪式，在全国各城市、乡村、街道、单位快速普及，所有的人都能无师自通，而且全国统一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认为，这是一个庞大梦魇的全盘复活。这个庞大梦魇，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“集体无意识”，或曰“集体潜意识”。它是悠久的沉淀，沉淀于每个人的生命阶段之前。既是一种心理定势，也是一种深层文化，而且是大文化。尽管这种深层文化是那么讨厌。

那些年轻的暴徒，乍看是他们在毁坏文化，其实是文化毁坏了他们。

三

毁坏了一代年轻人的集体潜意识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？

中国人的心底固然有很多正面的一致，那么负面的一致又有多少？一致不仅有空间的一致，而且有时间的一致。那就是，牵连全国，暗通古今。

在一个题为《何谓文化》的演讲中，我曾经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几个弊病和弱项。但那是一个学术演讲，口气必须温和、平正。今天既然从“文革”灾难的梦魇说起，那就可以换一种尖锐的口气了。我很想直率地揭露中国文化最让我们痛心的几个病穴。但只揭露，不分析，不归纳。把分析和归纳，留给其他学人吧。

第一个让人痛心的文化病穴：仪式化造假。

中国文化的很多正面概念，在形态上都比较宏大、空泛，这就为大量“想做而做不到”、“不想做而假装做到”的人流留出了很大漏洞。后来，中国文化又没有经历科学主义、实证主义的近代化改造，从未建立“证伪机制”，结果，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，而且由无奈造假发展成主动造假、机制性造假，最后凝结为仪式化造假。

造假本是一个恶劣行为，而当它成为一个仪式，也就变成了一种文化。这种仪式让人沉迷，非常强大，因此，很多政治谋术都要通过这种仪式而成事。初看像是政治，其实那一串串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，只是浮在文化之水上面的一只只纸船。真正厉害的，是纸船底下的河道，平静而浑浊的千年河道。

在“文革”灾难中，仪式化造假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试举几例即可明白。

首先，引发“文革”的“敌情”，就是一大造假。这个“敌情”是：刘少奇等人要复辟，要卖国。这在基本逻辑上就非常荒唐：古稀老人要复辟，要复辟成什么朝代？国家主席

卖国，卖给谁？荒唐至极，但因为进入了仪式，全国无人不信。

其次，“民情”也是造假。这个“民情”是，革命群众都要造反，因此组成了“造反派”。但是，这种造反完全是最高当局通过文件和报纸一遍遍公开授意和发动的，因此所谓“造反派”也就是最忠心、最听话、最乖巧的那一群人。请问，天下哪有这样的“造反”和“造反派”？但是那么明显的造假，连无数聪明人也挤在里面，假戏真做，绝不悔悟。为什么绝不悔悟？因为有仪式，有文化，一切都处于蛊惑状态。蛊惑，是文化最原始的功能。

接下来，“造反派”名声刚出，又成了假东西。被称为“宣传队”的工人和军人进驻各单位执掌实权，“文革”十年间至少有九年时间全归他们领导。但到了十年后清查，全国却未曾责问过任何一个掌权的工人和军人。因此，连清查也成了仪式化造假。

还有，“文革”中几乎人人宣布造反，包括干部、知识分子在内，文革后又全体宣称受到迫害。那么，究竟是何方外星人下凡迫害了他们？他们自己又在做什么？其实，大家都进入了仪式化造假。

还可以一条条罗列下去，但不必了。这一个文化病穴，已经充分暴露。造假，在迷迷糊糊中贯穿始终，让人很难醒来。

四

为什么要伪造“敌情”和“民情”？为了整人。整人的仪式，大多以一个政治运动的方式出现，直接继承了巫术文化中不断重复的“驱魔捉妖”仪式。因此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与此相连的病穴，那就是运动化整人。

其实在文革开始时，刘少奇和他的部属已经全部出局，但是，这场没有对手的斗争，却非常奇怪地延续了十年之久。全国民众都被纳入了一场没有对手的拳击整整十年，你说痛心不痛心？怪异的延续，只能靠仪式，那一场场零零碎碎、接连不断、此起彼伏的整人仪式。

起点消失了，可以不断地制造起点。对手不见了，可以不断地制造对手。案情了结了，可以不断地制造案情。这种仪式的动力源，只能在人群中发掘，那就号召大家互相揭发。中国古代官场，常会出现一些案件，不知怎么总是牵连广阔，无法结案。明代朱元璋制造的那些案件，拖延之久，杀人之多，几乎让人不敢相信。仔细一看，从起点到对手到案情，都是严重造假，全靠互相揭发在灌溉。互相揭发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文化定势。说起来，以互相揭发的方式进行运动化整人，是统治者排除异己的简单手段，并非中国仅有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也实行了很久。但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已经基本戒除，而在中国，却依然在不断纵容，而且每次都披着正义的外衣。

这种运动化的整人方式，有以下几个文化特征：

第一，营造污旋文化。这种仪式一旦启动，全社会立即处于一种不安全之中。世俗有谚：“身正不怕影子歪，半夜敲门不惊心”。其实都不成立。既然是互相揭发，任何人都无法担保揭发者在真实性、科学性、逻辑性上的基本操守。即便被冤枉后获得最终平反，需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？更何况，人世交叉，即便自己无辜，也难受前后左右上下亲友不来牵累。因此在这种仪式中，人人竖耳，步步惊心，天天担忧，夜夜失魂，尽管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罪行。当全社会失去了安全感，那也就让所有的人失去了理性底线，全都成了察言观色试图自保的人。那么，这个社会必然失控，一切怪事都会发生。这便是典型的乱世文化，或曰污旋文化。文革的社会气氛就是如此。

第二，引发民粹狂舞。这种仪式在启动之时编造了一个理由，似乎检举揭发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揭发平日不敢揭发的坏事。其实这个理由纯属假设。历来这类整人运动中的检举揭发绝大多数与广大人民群众涓滴无涉。文革中，揭发学术权威的一定不是普遍民众，揭发反动作家的主要是作协里的其他作家，揭发高官的一定是其他高官。但是，明明是同业互嫉同行互残，却又要拉出广大人民群众，目的是为了获取正当性，于是不得不呼诱一批伪民众来参与了，那就构成了民粹狂舞。一切民粹闹剧的起点，肯定与真相背离，与理性背离，与正义背离。但是由于受人借用，它快速呼风唤雨，覆盖远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先试图利用民粹的政治人物，也被民粹绑架，成了民粹的附庸。即便权力再大，失去了控制能力，这在文革中体现的极为充分。在比较正常的年代，似乎也有法治在运作，但当民粹形成了一种沉重的气压，中国式的法制也会或多或少随其左右，从法不罚众变成了法不逆众。而这个众却是一团雾霾。民粹的雾霾，只具有强大功能的呼吸功能，聚集功能，激化功能，冲击功能，却不具有丝毫的调查功能，取证功能，纠错功能，自省功能。身陷这种雾霾，连平日的智者也会晕头转向，呆若木鸡，智商急剧下滑到与傻瓜无异。因此，只能使狂舞更加狂舞。民粹狂舞，正是文革最让人痛心之处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中华文化仍然常被这股雾霾笼罩，而且因网络参与更是昏天黑地。

第三，设计互窥情节。以互相揭发的方式进行运动化整人，必然造成社会精英的互窥互防。表面上还在客气点头、握手，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，既然已经进入一种运动，对方极有可能是敌人，是地雷，是暗堡，是黑枪。彼此都有可能，因此快速在内心设定种种预警，种种防线，种种退路。现在竟有年轻人说文革时期人际关系单纯，真是胡言乱语。当时人人闭门杜客，惶惶不可终日，除了孤独还是孤独。人人心底，既有良知，又有凶器。当凶器被一一查点、擦拭、修检，良知就必然搁置一边。因此，凡是互相揭发最兴盛的时代，必是社会隐恶大聚集的时代。表面上大家都在期盼着大检举大揭发之后出现的清明盛世、朗朗乾坤，也就是当年文革暴徒宣称的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，其实正是这种时候里里外外都是恶的盛宴。

一切处于互窥互防中的人，必然双目炯炯，言语周全，行动灵活。但是，这只是出于敏感和自警，千万不要看成精神面貌的大提升。事实证明，不管是古代的连年大案，还是现代的整人运动，看似名正言顺，结果总是带来社会精神的严重斫伤，多年不得恢复。即使具有外部正义，往往也是治了外肤，伤了腑脏。文革时期，家家被审，人人透明，无私无隐，无藏无掖，总概算轻装上阵、全民奋斗了吧，结果呢，触目萎靡，行行崩溃。遗憾的是，中华文化历来太重视表面上的名正言顺，不重视气质上的刚健有为。

第四，滋养歹戏拖棚。运动化的整人，由于没有明确目标，也就没有终点。看似不整了，但转眼又重起炉灶重摆阵势，一轮轮循环往复，绵延不绝。这用闽南方言来说就是“歹戏拖棚”。文革进行到后来，已经没有话题了，却还是到处拾捡话题来滋养运动。甚至，读《水浒》也成了运动，评儒家也成了运动，一封什么信也成了运动。每个运动总要想着法子找靶子，一批批地整人。后来如果不是高层人事发生大变动，文革不知要搞二十年还是三十年。为什么会拖下去？原因是找不到退场机制，丢失了刹车手阀。面对这种困局，当权者还建立了理论依据，称为不断革命论和继续革命论。这种不断和继续，体现了一种死缠烂打无休无止的恶质文化。等到这种文化广泛行世，中国再也找不到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的一天。这种政治，太让人惶恐；这种文化，太让人辛苦。

五

大文化以集体潜意识的沉淀使人民进入梦魇，这是文化人类学中最恢宏的课题。只想说说文化的生命承载体——中国文人的一些情况，在他们身上触摸文化痛点。文人多数不是坏人，但是，仅就好人而论，他们在历来的整人运动中，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随机化呼应。他们的命运颇多坎坷，内心也有种种不平，但从整体上看，起到的仍然只是这个作用。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病穴。对于这种随机化呼应，不能过于责怪文人。兹事体大，牵涉到文化在中国的地位。

由于儒家对于文人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倡导，由于一千多年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全国性实践，又由于历代民众早已习惯于把文官看作文化的全部归宿，结果，文化在中国，看似与政治紧密缠绕，却找不到自己的独立地位。

当然有不少文化作品广泛流传，却从来构不成自成体系的文化哲学支撑历史。即便在世道清明的年代，文化出现在政治面前，可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态度，例如是驯顺、辅佐、牢骚，还是疏远、嘲讽、怨叹，却不可能以自身的完整逻辑构成切实有效的文明更新和精神重建。一旦产生，也可能被纳入政治圈域，成为政治与政治的争辩，而不再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。因此，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，浅表层次上的文化和文人，都无足轻重。这种地位，彼此皆知，并由此决定了广大文人的基本行为模式。

我本人由于在文革中受尽磨难，对那时的中国文人有过广泛而持久的观察，可以作为例证。面对连年不绝的倒行逆施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长辈文人挺身而出，秉承公理，厉声阻止。他们一般都很胆小，平静地服从一切掌权者，包括造反派。甚至，也不拒绝在名义上参加造反派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并不表现出积极态度，只是随机化呼应。他们在会议之外的日常生活中，保持着比较正常的言谈举止，基本上不会助纣为虐。

也有投机者，人数不多，百分之五左右吧。他们在参加造反派后担任了小首领，如常委之类，风光一时。他们领喊口号、主持会议，却并不实际行恶，如打人、抄家。这些文人，投机的目的是为了显摆，为了扮演。是中国文人很热衷的一个老毛病。

也有揭发者，比例比较大，约百分之二十左右，效果很坏。揭发的原因，大多出于平日嫉妒也是为了宣示积极，追赶潮流。他们的揭发也是一种投机，却对别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，因此比一般的投机者恶劣得多。

也有告密者，比例不大，百分之五左右。前面所说的揭发者一般是在大字报和批判会上公开表现，而告密者主要是靠耳语和纸条。他们的行为令人不齿，但产生的恶果却未必有公开揭发那么大。因为公开揭发本身已经完成了一种众目睽睽下的实际伤害，而告密者却要经过几度中转才可能生效。在当时，不敢公开站出来的告密者，也会让造反派掌权者心感不屑，难于发动一场场没有实名举报的批判。

也有控诉者，大多在一轮轮小运动之间控诉已经失势的前一轮掌权者。这样的文人很少，大概在百分之二三左右吧，偶尔令人同情，多半也只是投机的一种方式。而且，一次次事实证明，凡投机者最容易成为控诉者。相反，真正有资格的人，总是说得不多，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王光美女士。

以上几类，就是我所见过的师长一辈的文革文人。他们身上最值得称许的品德，就是只要政治气氛稍稍放松便会投身自己的专业并做出成绩。那么，究竟有没有人对社会、对政治的走向做出整体批判和独立思考，像欧洲中世纪后期的但丁那样？抱歉，我既没有遇到，也没有听到。这里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边限。

对于那些不到二十岁的造反派骨干成员，我也有所观察。他们举起旗号，成立团队，很像勇敢的斗士，政治的作秀。一有机会，他们也常常托腮沉思，皱眉踱步。演讲时，更是经常气吞山河引爆全场。但是，这些全是虚相。他们思维贫乏，知识单薄，器识低下。在自欺欺人的表演中所包裹的，只是最通行的极左口号。是的，只是口号，连极左观念也谈不上。证据是，他们在冲击一切学术机构、行政部门后就开始了造反派之间的互相恶斗，从这种恶斗中真相毕露。他们的种种作为，只是听到风就是雨，把粗浅的投机涂上了年轻的血色，内心并没有任何信念和观念。他们貌似冲锋陷阵，其实只是你死我活的名利争夺，毫无品级和人格而言。这批造反派骨干狂妄无知，人们在痛惜被他们破坏的一切之后，也会为他们本身感到痛惜。

六

在说过仪式化造假、运动化整人、随机化呼应这三个病穴之后，读者也许能够明白，我在文革中感受的文化之痛，是一种弥散型的刺激。紧紧地包围于四周空气，几乎让人窒息，却难以表述，难以解析，难以批判。

现在，当新一轮国学热、国粹热、遗产热、传统热裹卷着民意、民判、民剿再度熊熊燃烧的时候，我希望有一些年轻人，站开距离，静静地感受一下文化之痛。

我们总是习惯地说，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，应该分开。但是，请看那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，谁能把它的火苗和烟焰分开？谁能把它的热力和灼力分开？

因此，文化之痛是整体的，又是真实的，远远没有消退。

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，有一阵，我以为从此可以不痛和少痛了。对于过往之痛，我们可以隐忍、吞泪、强颜、宽恕、转移。但是，在度过充满希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，随着血迹已淡，泪痕已干，记忆已远，证人已散，一切都又回来了，而且变本加厉。只不过，当时的造反派领袖变成了现在的传媒达人。原来，当时致痛的基因还在，经络还在，穴位还在，为整人而制造污旋文化的可能时时都在。

我至今还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阐释者，在海内外力争它的历史尊严和本位合理。但是，我又明白，它必须重构，必须转型，必须新生。目前的存在方式，正在快速地把它拖入险境。

真的，它现在的情况，实在令人担忧。

对一种文化的最简明衡量，是看它所隶属的创造者群体，是否快乐、是否安全。安全感，是一切文化范畴的最终底线。据多方调查，中国向外移民日渐增多的主要原因，正是出于对这一最终底线的疑虑。这就是说，对于如此辽阔的文化土壤，连自己人也产生了深深的心理担忧。

回想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，那么多异邦人士为什么风沙万里赶到长安来？因为在当时全世界各个文明群体之间，唯独中华文明最能提供安全感。

安史之乱使唐代失去了这种安全感，连李白、杜甫、王维也被检举揭发，层层审查。中国民众虽然紧挨文化，却缺少护文本性。请看那个近乎透明的李白，只是遇到了一点点政治麻烦，民众就立即忘了他的文化创造，都认为必须把他杀掉。这就引出了杜甫诗中的微弱嗫呐：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。”同样，民众也没有保护杜甫，王维。说得更开一点，民众也未曾保护过屈原、陶渊明、苏东坡、李清照、曹雪芹。

我敢肯定，这些人如果活在今天，也很难获得保护，因为他们太遭嫉妒，太多疑点，又不懂周旋，不懂自卫。他们如果落到现在大谈国粹的人士手中，情况也很不妙，因为在文革中，残害作家、艺术家最执着的那些人，多半是原先的书迷和戏迷。

文化的接受者为什么总是不能庇护文化的创造者？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切中国人必须反思的文化之弊、文化之憾、文化之痛。

种种文化之痛，构成了沉重而巨大的课题。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，多半解答不了。平日国内外经常有人邀请我讲授文化，我却总是避开这个课题，只是泛泛地讲一点世界文化观念，中国文化史迹，个人文化修养，城市文化形象等等。避开了，但还痛着。

感受着痛，虽无消痛之方，却也不要否认痛的存在。那就带痛而行，并把它交付给下一代。以痛握脉，以痛传代。

只有凭着这种真诚，我们还能与文化同在。

远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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